知识产权保护在国家战略层面的意义不言而喻。基于知识产权侵权的个体特征和认证的差异化，对知识产权采取综合（民事、行政和刑事）保护尤为重要。

　　从立法层面，知识产权保护可以形成严密的法律网。独立看民事、行政和刑事保护方法，各有侧重和优势。民事方式经济，当事人可以自主，需要自己举证；行政手段快，刑事手段严厉，但都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才能上手。

　　我国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刑事立法没有在相应的单行刑法中规定，而是统一规定在刑法中，导致行政法与刑法在如何明确知识产权问题上存在争议。有学者指出，在保持行政违法秩序统一的同时，应注意刑法评价的独立性。而这种独立性主张更有可能加深行政法与刑法融合的障碍。

　　例如，如果知识产权行政法和刑法都在同一法律中规定，两者之间的界限必然会在立法中加以确定。然而，当前的现实是，在《刑法修正案》对一些知识产权犯罪的起诉标准进行不明确的调整时，人们还没有把握行政法与刑法的界限。因此，知识产权立法更应注重综合保护之间的协调，而不是强调部门法的个别特征。

　　从司法角度看，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打击侵权。网络时代的侵权与传统社会不同。匿名性、碎片化、非接触性、组织松散、分工精细等特点，使得依靠单一保护手段难以从根本上控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。

　　部分赔偿可以通过民事手段获得，但与无形侵权所得收入相比，违法成本较低。行政措施受网络管辖、溯源困难、检查能力薄弱等问题影响，不足以真正发挥作用。刑事手段作为二级保护法，由于程序启动难度大、立案要求高、侦查权投入大等原因，未能充分发挥刑法的预防功能。

　　从机制上看，知识产权保护需要不断完善。针对上述诸多特点，法院提出了知识产权审判管辖权“三合一”模式。近年来，最高人民检察院还在各地试点设立知识产权办案专案组，对民事、行政、刑事案件实行集中管辖。这种新机制不是权宜之计我们正在转变执法和司法的观念，探索知识产权综合治理的有效性。

　　作为检察机关，一方面需要关注知识产权执法司法领域的最新动态、案件情况，准确分析判断。架起起诉审判的桥梁，真正做到知识产权保护综合保障。